【3510】局部晚期直腸癌（STELLAR）短期放療加化療與長期放化療的多中心、隨機、Ⅲ期試驗：最終報告

First Author: Jing Ji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National Cancer Center/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anc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ijing, China

背景：本文報道了局部晚期直腸癌（LARC）患者短期放療（SCRT）聯合化療與長期放化療（LCRT）的Ⅲ期試驗結果。

方法：將經MRI診斷為直腸遠端或中三分之一、T3-T4和/或N+腺癌的患者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患者接受dscrt（25gy/5次/5d），對照組患者接受LCRT（50gy/25次/35d），兩組患者術前治療6～8周后同時行卡培他濱治療。實驗組和對照組術后分別給予CAPOX 2～6個療程的化療。本試驗為多中心、隨機、非劣效、III期研究，所有患者均來自中國16家醫院。本研究的主要終點是3年無病生存率（DFS）。

結果：2015年8月30日至2018年8月27日，共隨機入組599例。最后，591名意向治療（TT）人群被納入肛門is，298名患者被分配到SCRT后化療，293名患者被分配到CRT。在實驗組和對照組中，CT3和CT4分別占82.3%和84.6%，15.4%和12.3%，mrn陽性率約為85%（85.6%和84.0%），實驗組和對照組術前治療完成率分別為82.6%vs95.2%（p<0.001）和74.8%vs93.2%（p<0.001）。465例手術患者中，16.6%和11.8%的患者獲得了PCR（p=0.134）。考慮到術前治療，實驗組的PCR+CCR總發生率為22.5%，顯著高于對照組（12.6%，p=0.001）。中位隨訪35.0個月，實驗組與對照組的HR為0.883，單側非劣性p值<0.001，證實了非劣性假設。實驗組3年時發生DFS和OS的概率分別為64.5%和86.5%，對照組分別為62.3%和75.1%。實驗組OS率明顯高于對照組（p=0.036），無轉移生存率和局部復發率無顯著性差異。

結論：對于高危因素的LARC，SCRT聯合序貫療法不劣于CRT，可作為lcrt的替代方案，同時SCRT聯合化療較CRT有更高的CCR+PCR和3年生存率。然而，長期結果需要進一步隨訪。

臨床試驗信息:Clinical trial information: NCT00833131. Research Spons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參考文獻：Jing Jin, et al，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 of short-term radiotherapy plus chemotherapy versus long-term chemoradi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STELLAR): The final reports.2021 ASCO.abs 3510

編譯：青海省人民醫院 李勝

【3511】局部晚期直腸癌（LARC）患者術前放化療（CTRT）加阿維魯單抗（AVE）的II期研究：AVANA研究

First Author: Lisa Salvatore, Oncologia Medica,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Fondazione Policlinico Universitario Agostino Gemelli–IRCCS, Universita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Rome,  Italy

背景：預處理CTRT被認為是治療LARC的標準治療方法。在LARC患者中，CRT可以誘導低新抗原負荷腫瘤（如錯配型結直腸癌）的抗原釋放，并激活樹突狀細胞，導致CD8+T淋巴細胞介導的抗癌免疫反應，新佐劑CTRT增加腫瘤細胞中PD-L1的表達，強烈建議采用RT和PD-1/PD-L1通路阻斷的新佐劑組合策略。基于這些考慮，我們設計了AVANA研究來研究Ave與preopCTRT聯合應用在LARC中的作用。

方法：這是一項意大利多中心的II期研究，患者可切除LARC，定義為至少存在以下特征之一：CN+，CT4高風險CT3，接受標準術前CTRT（卡培他濱825 mg/sqm/bid 5天/周+50）。4 Gy，2次（5周和5周以上），加上6個周期，平均每2周10 mg/Kg。術后8～10周行全直腸系膜切除術。主要終點是PCR率，定義為無可用腫瘤細胞yp-TONO的組織學完全消退。次要終點是RO切除率、腫瘤分期、局部復發、括約肌保留率、無進展生存率、總生存率、安全性以及探索性預測和預后生物標志物的評估。假設假設PCR率為15%，顯著性水平為5%（單側），冪次為80%，則需要101個pts的樣本量來檢測PCR率10%的絕對增量（從15%到25%）。如果我們至少在22個點觀察到PCR，則可考慮對實驗組進行進一步研究。

結果：2019年4月至2020年11月，共有101名可切除LARC患者在10個意大利中心登記。中位年齡為63歲（23-82歲），62歲（61歲）。4%的患者為男性93例（92%）在基線檢查時有ECOG PS O，94例（93%）和16例（16%）患者有CN+和CT4LARC。所有臨時秘書處都完成了入職培訓階段。在96例可評價為病理反應的患者中，22例（23%）獲得了PCR，59例（6.1%）獲得了PCR。5%）pts是一種主要的病理反應（正在進行中央審查）目前，只有39例pts的微衛星狀態可用，其中只有一例不穩定。3～4級非免疫和免疫相關不良事件發生率分別為8%和4%。阿維魯單抗在101例中有9例早期被破壞，主要是由于毒性。

結論：術前CTRT聯合Ave具有良好的療效和安全性。根據我們的統計考慮，實驗方案將被考慮作進一步的研究。最新結果將在大會期間公布。由GONO贊助，默克部分支持。EUDRACT 2017-003582-10。

臨床試驗信息:Clinical trial information: NCT03854799. Research Sponsor: Gruppo Oncologico del Nord Ovest (GONO Group), Pharmaceutical/Biotech Company.

參考文獻：Lisa Salvatore, et al，Phase II study of preoperative (PREOP) chemoradiotherapy (CTRT) plus avelumab (AVE) in patients (P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LARC): The AVANA study.2021 ASCO.abs 3511

編譯：青海省人民醫院 李勝

【3512】GEMCAD 1601 PIER trial：直腸系膜陰性（MRF）同時KRAS, NRAS, BRAF, PI3KCA野生型（4WT）的T3直腸癌采用新輔助mFOLFOX 6聯合帕尼單抗的II期臨床試驗

First Author: Carlos Fernandez-Martos, Hospital Quironsalud, Valencia, Spain

背景：晚期4種基因野生型的晚期結直腸癌采用化療聯合抗EGFR治療對比單獨化療可提升治療反應率。臨床分期T3直腸癌采用奧沙利鉑聯合氟尿嘧啶新輔助治療可提升病理緩解率。我們假設聯合FOLFOX 和帕尼單抗能改善4種基因野生型的晚期結直腸癌治療結果。

方法：PIER是一個研究者發起的II期，單臂，多中心試驗，用于評估mFOLFOX6 聯和帕尼單抗新輔助治療在年齡小于75歲，中心的MRI評估為T3和直腸系膜陰性的4種基因野生型直腸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這些病人接受括約肌保存的R0手術。病人接受6周期化療并接受MRI再評估和乙狀結腸檢查。沒有進展的病人最后一周期化療后4周接受全系膜直腸切除。進展病人接受術前同步放化療。主要終點是PCR，該研究遵循了2階段西蒙的MiniMax設計(P0為16%，P1為35%，alpha和beta為0.1)。目標樣本量是35個病人，如果9個或更多達到PCR，結果被視為有效。我們提出主要和早期次要終點。

結果：2017.9~2020.6，90個病人被篩選，（56人排除，42人因為突變，12人因為中心影像評估差異）34人入組。在意向性治療人群中，11人達到PCR（32.3%[95% 可信區間17.39-50.53]）和17人幾乎達到完全病理反應(Mandard 1+2) (52.9%)。臨床完全或接近完全緩解占50%，沒有進展病人。R0切除和病理環周切緣陰性是100%。誘導完成率是88%。新輔助G3/4級毒性發生54%，和使用FOLFOX/P安全性是一致的。G3/4術后相關毒性是19%，一個病人需再次手術。

結論：這項研究達到了療效的臨界值。mFOLFOX6聯合帕尼單抗作為新輔助治療對核磁分期T3、MRF陰性和4WT直腸癌無意外毒性，有效且安全，與我們以前的未經分子選擇的類似人群研究相比，pCR率更高（GEMCAD 0801；The Oncologist 2014年）。

這項研究被Amgen S.A發起，臨床試驗信息：NCT03000374

參考文獻：: Carlos Fernandez-Martos，Phase II trial of neoadjuvant mFOLFOX 6 with panitumumab (P) in T3 rectal cancer with clear mesorectal fascia (MRF) and KRAS, NRAS, BRAF, PI3KCA wild type (4WT). GEMCAD 1601 PIER trial. 2021 ASCO, abs 3512

編譯：李旭  審核：青海省人民醫院 李勝

【3513】 BEACON研究中BRAF V600E突變型轉移性結直腸癌（mCRC）既往治療患者（pts）臨床獲益的分子相關性

First Author: Scott Kopetz,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Houston, TX

背景: 在隨機3期BEACON研究中，安可拉非尼+比尼替尼+西妥昔單抗（enco/bini/cetuximab；三聯療法）和安可拉非尼+西妥昔單抗（兩聯療法）方案與標準治療方案相比，提高了先前治療過BRAF V600E突變型mCRC患者的總生存率和客觀有效率。為了確定臨床結果的分子相關性，我們在研究中對來自治療組患者的腫瘤進行了分子分析。

方法：基線腫瘤樣本通過免疫組化NeXT全基因組測序（WES）和全轉錄組測序（WTS）回顧性分析(Personalis, Menlo Park, CA, USA)，BRAF-突變 (BM) 和一致分子亞型（CMS）使用已發布的分類分析確定。用基因組變異分析評價通路活性，評價不同亞型目的腫瘤的療效。分子特征和治療的臨床結果之間的關聯和相互作用分析正在進行中，并將被提出。

結果：采用WES和/或WTS對665例隨機患者中的527例（79.2%）進行基線腫瘤樣本分析。生物標志物分析數據集代表了整個具有相似的臨床結果的治療人群。在WTS分析的460例患者中三藥組165/224例[73.7%]，雙藥組146/220例[66.4%]，對照組149/221例[67.4%]），84.6%被歸類為CMS1（n=225）或CMS4（n=164）。歸類為BM1的患者比例為32.2%（n=148），其中大部分（84.5%）為CMS4，而歸類為BM2的患者中許多（67.8%，n=312）為CMS1（64.7%）。在BM1和CMS4腫瘤中，炎癥反應和上皮間充質轉化基因的表達升高，細胞周期基因的表達降低。有CMS4和/或BM1腫瘤的患者在三藥組中的應答率較高（CMS4:33.3%[95%CI:21.7–46.7]；BM1:33.3%[95%CI:21.4–47.1]），與雙藥組比（CMS4:19.2%[95%CI:9.6–32.5]；BM1:14.9%[95%CI:6.2–28.3]）。

結論：在BRAFV600E突變型mCRC中觀察到的分子特征和生物學特性表明，具有特定分子特征的患者子集可能從三藥聯合療法獲得比雙藥聯合療法更大的臨床益處。此外，這些發現支持進一步了解BRAF突變型mCRC的生物學特性，從而在未來的研究中為選擇的患者提供可能的新的方案，以改善臨床結果。

臨床試驗: NCT02928224. 研究發起人: Pfizer.

參考文獻：Scott Kopetz.Molecular correlates of clinical benefit in previously treated patients (pts) with BRAF V600E-mutant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from the BEACON study.2021 ASCO,abs 3513.

編譯：貴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李旭 

【3514】 一線抗EGFR治療后獲得性突變較罕見

First Author: Christine Megerdichian Parseghia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Houston, TX

背景: 經抗EGFR治療的缺乏RAS突變的結直腸癌（CRC）被認為是通過遺傳多樣性和克隆進化的重復過程進化的。在KRAS、NRAS、BRAF、MAP2K1和EGFR中獲得性突變是抗EGFR難治人群獲得性耐藥的已知機制。然而，突變在一線治療中的發生率并不確定，因為抗EGFR的大多數經驗來源于1線治療外。

方法：我們分析了3個大型隨機3期試驗中入選的RAS/BRAF/EGFR突變 晚期結直腸癌患者的配對血漿樣本，這些患者接受了抗EGFR治療，在一個優化了極低等位基因頻率（PlasmaSelect-R™ and Resolution Bio™）的平臺上采集配對基線（BL）和進展時間（PRO）血漿樣本進行ctDNA測序. 一項1線研究得出的BL和PRO的突變發生率（“203”；FOLFOX± 帕尼單抗（panitumumab）與2項研究在第三行設置（3線；“007”; 帕尼單抗+最佳支持治療[BSC]與BSC對比；和3線；“763”; 帕尼單抗與西妥昔單抗對比），通過ctDNA分析評估獲得性耐藥突變的頻率。

結果：對于有可用配對血漿樣本的患者（n=112，“203”研究中；n=89，“007”研究中；n=274，“763”研究中），與3線“763”年和“007”年研究相比，1線“203”研究中含有EGFR的組中至少一種KRAS、NRA、BRAF、MAP2K1或EGFR MT的獲得在進展后樣本中明顯較少（分別為6.8%和50.4%和39.6%；p<0.001）。在“203”和“007”研究中，不含EGFR的組中，獲得性突變的發生率分別為7.5%和0%（p=1）。在3線研究中，EGFR組和不含EGFR組獲得性突變的發生率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而在1線研究中差異不顯著。此外，在接受抗EGFR治療的兩個3線研究中，經歷CR、PR或SD的患者獲得的突變作為最佳反應的比那些PD患者多（分別為53.6%和33.3%；p<0.001）。這種關系在1線治療環境下不顯著（7.7%對0%；p=1）。KRAS、NRAS、EGFR、BRAF和MAP2K1亞克隆突變（rMAF<25%）在129例（27%）BL中出現。基于EGFRi選擇腫瘤中罕見的突變細胞的假設，我們預計基線樣本中任何先前存在的亞克隆都會擴增。然而，與預期相反，這些亞克隆在進展時很少擴展為克隆（12.4%）。

結論：與預期相反，1線治療后很少出現獲得性KRA、NRA、BRAF、EGFR或MAP2K1 突變。在3線治療后，選擇壓力似乎會增加獲得性突變的頻率，但在進展過程中，先前存在的亞克隆突變似乎不是獲得性突變的主要來源，這意味著也可能有一個短暫的突變過程驅動抗性，而不是先前存在的克隆的擴展。這些發現對正在進行和計劃中的抗EGFR再激發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發起人: 安進公司.

參考文獻：Christine Megerdichian Parseghian.Session Rarity of acquired mutations (MTs) after first-line therapy with anti-EGFR therapy (EGFRi).2021 ASCO,abs 3514.

編譯：貴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李旭 

【3515】 來自CALGB/SWOG 80405研究中的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的總體生存率（OS）和對貝伐單抗（Bev）或西妥昔單抗（Cet）的反應受到免疫特征影響

First Author: Federico Innocenti,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Chapel Hill, NC

背景: CALGB/SWOG 80405是一項隨機3期臨床試驗，轉移性結直腸癌1線治療采用貝伐單抗、西妥西單抗，或兩者聯合化療。貝伐和西妥昔兩者在OS上沒有不同。我們研究了所有三組的免疫標記對OS的影響，并分析了Cet和Bev兩組之間OS的差異。

方法：通過RNA測序對578例原發腫瘤進行了分析。測量TGF-b，細胞毒性T細胞，傷口愈合因子，巨噬細胞，淋巴細胞和INF-c的免疫特征以及CD8 + T細胞，靜息記憶的CD4 + T細胞，激活記憶的CD4 + T細胞，巨噬細胞M1和M2，及激活的肥大細胞。采用多變量Cox比例風險模型應用協變量的彈性凈罰分（年齡，種族，性別，所有RAS和BRAF V600E突變）。對于相關的特征碼，計算OS的最佳截止值。

結果：在研究的所有三組中，巨噬細胞M2（HR 6.81，95％CI 3.56-30.16）和TGF-b（HR 1.37，95％CI 1.03-2.10）的高表達與低表達相比降低了OS。與低表達相比，漿細胞的高表達（HR 0.52，95％CI 0.27-0.83）和激活記憶的CD4 + T細胞（HR 0.34，95％CI 0.10-0.65）可以增加OS。使用來自這4個特征的最佳截止值，對患者進行了分類，以確定它們是否具有與增加的OS相關的4、3、2、1或0個有益特征。在所有研究組（N=469，在考慮了協變量后），中位（95%CI）OS從42.5（35.8-47.8；N=79）至31.0（28.8-34.4）；N=177），25.2（20.6-27.9）；N=144）和17.0（13.5-20.4；N=69）個月，受益特征數分別從4個月減少到3個月、2個月和0-1個月（由于患者數量較少而合并）（p=3.48e-11）。在Bev組（N = 205）中，與低表達（HR 6.6，95％CI 2.7-67.1）相比，高表達的巨噬細胞M2降低了OS。在Cet組（N = 165），巨噬細胞M2的高表達與低表達相比具有降低的OS（HR 4.3，95％CI 2.1-79.8）；與任一特征的低表達相比，漿細胞的高表達（HR 0.36，95％CI 0.06-0.55）和激活記憶的CD4 + T細胞（HR 0.37，95％CI 0.03-0.98）導致OS增加。在患者 OS方面漿細胞特征與Bev和Cet相互影響（相互作用p=0.009）。

結論：mCRC患者的腫瘤免疫特征是生存的決定因素。在接受Bev和cet聯合治療的患者中，免疫特征影響治療反應。這些結果為治療選擇和包括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內的新型活性組合的開發提供了新的標志物。

研究發起人: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參考文獻：Federico Innocenti.Immune signatures to affect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response to bevacizumab (Bev) or cetuximab (Cet) in patients (p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of CALGB/SWOG 80405 (Alliance).2021 ASCO,abs 3515.

編譯：貴陽市第二人民醫院 李旭

【3516】多光譜免疫熒光(m-IF)檢測腫瘤免疫微環境(TIME): NRG腫瘤學/NSABP C-08中標志物與預后和貝伐單抗(bevacizumab, bev)獲益的相關性

作者:Katherine L. Pogue-Geile, NSABP/NRG Oncology, Pittsburgh, PA

背景：本研究的目的是量化不同的分子腫瘤免疫微環境包括T細胞、巨噬細胞、蛋白質免疫檢查點(ICPs), 確定它們與C-08患者的臨床結果和治療獲益的相關性。

方法：使用m-IF和Vectra病理系統對1509例C-08患者的腫瘤免疫微環境進行評估。使用3個m-IF面板定量評估基質細胞和腫瘤(panCK)區域的T細胞(CD3、CD8、CD45RO、FOXP3)、巨噬細胞(CD68、CD163)和ICPs (PD-1、PD-L1、CTLA4、TIM3、LAG3、OX40)。主要目的是確定間質區和腫瘤區總生存率(OS)與CD8高表達(前3位)和低表達(前3位)之間的關系。檢測所有標記物與OS和無復發間期(RFI)的相關性，并使用Cox模型和中位數切割點進行貝伐單抗預測。

結果：基于我們預先設定的分析，CD8細胞高表達的患者有更好的OS, HR=0.66 (95%CI: 0.49-0.88)， p=0.005，但CD8細胞高表達的患者未從貝伐單抗中獲益。所有T細胞和雙染色CD8/PD-1與RFI延長相關。CD3、CD8、CD68、PD-1、PD-L1和LAG3細胞與OS延長相關。PD-1和CD8/PD-1與表達缺失(dMMR)和正常表達(p)MMR患者的RFI相關，而TIM3、CD3/CD45RO和CD163僅與dMMR患者的RFI相關。在dMMR患者中，CD8細胞與貝伐單抗獲益(RFI)之間存在關聯，HR為0.27 (95% CI: 0.1-0.73)， p=.01和OS,HR=0.27, (95% CI: 0.12-0.64), p=0.0028，但相互作用并不顯著。單染色CD8、PD-1和雙染色CD8/PD-1細胞與dMMR患者的貝伐單抗獲益相關，但與pMMR患者的貝伐單抗毒性相關。然而，腫瘤中PD-1和PD-L1細胞>1 %的患者(n=197，包括76個dMMR, 100個pMMR和21個未知)獲得了顯著的貝伐單抗獲益(int p=.0056)。

結論：CD8細胞與較好的OS相關，但與貝伐單抗獲益無關。在整個隊列中，所有T細胞和PD1、PD-L1和LAG3細胞都與更好的預后相關，但當對患者進行MMR狀態分層時，它們與預后的相關性和貝伐單抗獲益出現了差異。PD-1、CD8和CD8/PD-1細胞在pMMR中與貝伐單抗毒性相關，而在dMMR中與貝伐單抗受益相關。無論MMR狀態如何，PD-1和PD-L1高表達與貝伐單抗獲益的顯著交互作用可能是偶然發現的。然而，VEGF具有免疫抑制作用，而無論MMR狀態如何，在PD-L1和PD-1高表達的腫瘤中，貝伐單抗可能會阻斷這些作用。NCT: 00096278 PA DOH, U10CA-180868, -180822, -196067, Genentech, Sanofi; NSABP.臨床試驗信息:00096278。研究發起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其他基金會，其他政府機構，制藥/生物技術公司。

【3517】IDEA數據庫中的II/III期早期結直腸腺癌的氟尿嘧啶和奧沙利鉑輔助化療的依從性、毒性和效果

第一作者: Elisa Fontana, Sarah Cannon研究所，英國，倫敦

背景：早期結直腸癌(eoCRC，年齡< 50歲)的發病率正在逐步上升。對于預期壽命長于晚期CRC (loCRC，年齡≥50歲)的人群，決定輔助治療(adjTx)方案和療程時應考慮輔助治療的依從性、毒性(tox)和預期效果。

方法：使用IDEA數據庫中6個隨機試驗中II/III期患者的數據，比較eoCRC與loCRC的特征、治療的依從性和不良反應事件。為了減少年齡/共病導致的非腫瘤相關死亡的混雜因素，采用分層Gay k-樣本檢驗比較復發時間(TTR)和腫瘤特異性生存時間(CSS)。5年腫瘤相關死亡率(CSM)采用調整累積發病率函數來評價。采用分層COX模型和調整COX模型比較3年無復發生存率(RFS)。

結果：在納入的16349例患者中，1564例(9.6%)為eoCRC。與loCRC相比，eoCRC在男性患者中比例較低(51% vs 57%， p < 0.01)，狀態更佳(PS0 86% vs 80%，p<0.01)， T分期相近(% T1-3/T4:76/24和77/23,p = 0.97), N2期比例更高(24%比22%,p < 0.01),更有可能按計劃完成輔助治療(83.2%比78.2%,p < 0.01),可以接受更高的治療強度，特別是達6個月的輔助治療 (奧沙利鉑劑量強度75% vs 72%,p < 0.01;卡培他濱85% vs 78%，p<0.01;5FU 85% vs 82%，p<0.01)。eoCRC中胃腸道毒性更常見(任何級別惡心58% vs 45%，p<0.01;任何級別嘔吐22% vs 16%，p<0.01);血液學毒性作用在loCRC中更常見(62% vs, 69%，p = < 0.01);任何級別的神經病變發生率相似(75%)。臨床結果估計和比較見表。值得注意的是，高危III期(T4/N2) eoCRC的3年無復發生存率顯著降低(54% vs 64%， HRadj0.74, p < 0.01)。

結論：eoCRC的輔助治療依從性優于loCRC，與預期一致。而在高風險II期和低風險III期患者中，腫瘤特異性結果無差異，在高風險III期，年輕及較高的復發率和CRC死亡風險呈負相關；盡管輔助化療強度更高，但腫瘤的生物學行為更具侵襲性。臨床試驗信息:NCT00749450 (SCOT);NCT00646607(托斯卡)；Nct01150045 (calgb / swog 80702);NCT00958737;研究發起者:EORTC GI Group支持匯總分析，ACHIEVE由日本癌癥多學科治療基金會(JFMC)支持，Yakult Honsha有限公司資助；CALGB/SWOG 80702獲得U10CA180821、U10CA180835、UG1C等資助。

【3518】年輕的成年結直腸癌幸存者和他們的醫務人員之間關于生育問題的討論情況

作者:Julia Stal，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背景: 臨床指南提示腫瘤學家應與具有生殖能力的患者討論潛在的腫瘤治療導致的不孕不育。由于腫瘤的位置和多模式治療的使用，年輕的成年結直腸癌(CRC)患者發生治療相關不孕癥的風險增高。

方法:與一個全國年輕的成年CRC幸存者(目前年齡在50歲以下)患者宣傳組織合作進行了一項在線的橫斷面調查。調查要求幸存者說明是否有醫生告訴過他們治療后生育能力的潛在問題，以及他們是否在接受癌癥治療前儲存了卵子/胚胎(女性)或精子(男性)。那些報告自己沒有保持生育能力的患者應說明原因(不確定;我選擇不去;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選擇;我想儲存，但負擔不起;我想這么做，但我的治療不允許)。

結果:共有234名結腸(N=86)或直腸(N=148)癌癥幸存者被納入研究(男性[61.9%]和白人[77.9%]見表)。大多數受訪者被診斷為II期(55.8%為結腸癌，61.6%為直腸癌)。超過一半的男性和女性幸存者表明，他們的醫生在治療后沒有告訴他們生育能力方面的問題，75%的人在癌癥治療前沒有儲存卵子/胚胎或精子。其中，超過20%的人支持“我想要，但負擔不起”，超過20%的人支持“我不知道這是一個選擇”。

結論:在本研究中，大多數CRC幸存者從未與他們的醫生討論過生育問題，這表明幸存者沒有接受或未被喚起全面的、與指南一致的癌癥治療。此外，五分之一的人不知道保留選擇，這表明在進行適當的生育咨詢時存在潛在的醫療和/或醫務人員方面的忽視。生育保留費用是提供護理的另一個障礙。提供治療方案的人員必須確保患者及時接受生育方面的建議，包括保留生育能力的選擇，以減輕癌癥治療的晚期影響，以確保有生育潛力的CRC患者的最佳生活質量。研究發起者:來自兒童腫瘤學組的Aflac Archie Bleyer青少年和青年成人腫瘤學青年研究者獎。來自南加州大學諾里斯綜合癌癥中心的NCI癌癥中心支持基金提供了額外的支持。

【3519】早期結直腸癌的微生物群特征、整體甲基化和免疫景觀

第一作者：Ning Jin，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

背景:自1990年初以來，年輕的成年(< 50歲)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 CRC)發病率以每年2%的速度快速增長。大約20%的早期結直腸癌(EO CRC)是由種系基因突變引起的。然而，散發性EO CRC的病因尚不清楚。研究表明，環境因素如西餐(高脂肪低纖維)可能與散發性EO CRC的發病率增加有關。腸道微生物群分解并發酵膳食纖維產生代謝產物，這些代謝產物在維持腸道上皮細胞的完整性和免疫細胞穩態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此外，這些微生物的代謝產物可能通過改變表觀遺傳酶的活性或修改表觀遺傳修飾所需輔助因子的可用性來影響宿主的表觀基因組。我們研究的目的是將腫瘤內微生物群與EO CRC的甲基化模式和免疫細胞的構成聯系起來。

方法:共有358個CRC病例,包括54例EO CRC(年齡< 50歲)和304例晚期(LO)CRC(≥50歲), 結腸腺癌(COAD)和直腸腺癌(READ)的甲基化匹配組(Infinium HM450), RNA序列 (Illumina HiSeq),每位患者和臨床病項信息均來自腫瘤基因組數據庫(TCGA)。我們對EO CRC和LO CRC之間的腫瘤內微生物群組成、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s)和甲基化譜進行了表型分析和比較。

結果:與LO CRC相比，EO CRC具有獨特的微生物分布、基因表達和甲基化模式。并發現了細菌、真菌和病毒等跨界的非人類序列，其發生率與其他菌群(如梭桿菌)的報告值一致。盡管在年輕的成年組中預計會出現高甲基化(稱為生物年齡)，但EO CRC病例表現出整體的低甲基化。差異表達基因的通路過表達分析顯示，EO CRC中p53和戊糖磷酸通路顯著激活，核苷酸重新合成顯著增強。跨數據集的整合顯示，微生物與炎癥體通路正相關，與調節性T細胞(Tregs)正相關，與CD4記憶T細胞負相關。

結論:這些數據表明，大腸癌相關的微生物群可能與表觀遺傳調控和宿主免疫應答相關。研究發起者:俄亥俄州立大學內部撥款(內科醫學種子撥款)。